红军，是一个多么圣神伟大的字眼，曾经在我幼小的心灵打下过深深的烙印，那铁流两万五千里的壮举，那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气势，那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的信念，深深震撼着我的灵魂。一度觉得红军离我们很远，后来翻阅历史，才知道红军也到过临洮，攻过城池、洒过热血，献出过宝贵的生命，建立过苏维埃政权，播撒过革命的火种。

这些拆迁的民房旁边就是笔直宽阔的内环路，车水马龙，昔日的城壕不见了踪迹。十多年前偶尔闲暇我会来这里散步，显眼的城墙边是深深的壕沟，也是垃圾遍地的所在。壕沟外便是城郊、是农田和村舍，是标准的城乡结合部。如今，城壕被宽阔的内环路取代，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这里也发展成了闹市，规模宏大的南苑小区成了县城之南最美宜人的风景。

我站在马路边，凝视古城墙的遗存，滚滚红尘随之远去，我仿佛听见从岁月深处传来的枪炮声、厮杀呐喊声，响在耳畔，眼前晃动着红军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前仆后继的身影。那是历史深处黑云压城的暗夜，无边的黑暗笼罩这座古城，就在我的身边，一场浴血奋战悄悄拉开了序幕，血与火在冲突，滚滚硝烟瞬时弥漫了我的思绪。

据史料记载，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再过草地，到达包座。8月5日，以红军二、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组成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据中央指示和当时发生很大变化的全国形势，决定组织“洮岷战役”，趁敌军主力尚未集中岷县之前，先夺取岷县、临潭、舟曲，以利北进。

当即由四方面军第四军、三十一军组成第二纵队，以夺取临谭消灭该地敌人为目的，成功后主力向临洮方向活动，并向夏河、临夏发展。8月26日至9月11日，先后经临谭、漳县、渭源相继而入临洮的红四方面军四军十师、十一师、十二师及九军二十五师占领了临洮东、西、南乡的广大地区。
1936年8月31日，为牵制敌军，掩护主力，从会川进驻临洮店子街的红四方面军周仕元、陈锡联之十一师开始了攻打临洮县城的战斗。临洮县城距店子街二十华里，时由国民党军扼守。攻城伊始，红军以茂密的玉米地作为掩护接近城廓，傍晚，红军发动突袭，攻占了城外东南和西南方的两座角寺，并利用角寺的有利地形向敌军猛烈开火，借火力掩护，红军发动攻势，曾一度攻上了西城头。

那是何其悲壮惨烈的战斗，长途跋涉、缺吃少穿、装备极差的红军战士凭着极其顽强的意志，冒着枪林弹雨，杀开了一条血路，攻破城门，杀上了城楼，和城内的国民党守军展开了肉搏，许多的战士一个个倒下了身躯，敌人倾巢出动，渐渐占据了上风，城墙的黄土渗透了英雄的鲜血，高高的城楼不会忘记，暗夜的星星悄然垂泪。这次攻城战斗，终因寡不敌众，火力悬殊，且敌占领了制高点姜维墩而攻城未克。

随之，红军准备再次攻城，经过秘密策划，便从城南居民王兰英家的院子向城墙底部挖掘地道，以谋攻城。如今王兰英家的故居难寻，但史书的记载赫然在目，红军战士在老乡的掩护下，秘密开挖地洞，一镐一钎挖掘坚硬的黄土，夜以继日，谁料深秋的临洮秋雨连绵，地道遇水，塌方不止，只能计划落空。

就在攻城期间，驻扎在东乡二十铺的红军约百人，曾北进到沿川乡的截山庄，打败了前来偷袭夹击红军战士的国民党驻北乡三十墩的新编十四师孟世权骑兵旅派去的两个连。9月19日夜，趁着月黑风高，驻扎窑店的红军一个连，分两路从东裕乡和瓦房李家突袭攻取姜维墩，不料被敌发觉、阻击只好停止撤退。

红军在临洮的几次艰苦卓绝的攻城战斗，都因众寡悬殊，枪支落后、弹药不足、没有后援遭到了失败，但却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给国民党军队敲响了警钟，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不可低估的，因为它是人民的军队，和人民有着血肉相连，鱼水深情。老百姓暗中帮助红军，秘密掩护红军，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

攻城未克，红军也没有马上撤离临洮，便撤至城郊，在城西南上下木厂，城东南烧瓦窑一带构筑简要工事，以间断、零星射击骚扰敌人，并向城内喊话，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开展政治攻势，向人民宣传工农红军是穷苦人民的军队。随之，国民党两个团由皋兰开往临洮支援，红军主力只好放弃攻城计划，撤出木厂和烧瓦窑一带，离开临洮。

我无法亲历那场战斗，但年近古稀知情的老人讲起当年的往事，仍忍不住唏嘘不已，泪花盈目。史书记载这段历史的字里行间当年的硝烟依稀可闻，仍然充满了浓浓的硝烟。我随手捡起古城墙残断的瓦片，想那为了天下受苦人打江山，求解放，而献出年轻生命的英烈，心情异常的沉重起来。
红军进入临洮的目的是进行休整，建立临时根据地，扩大红军，争取群众，筹集资金。在临洮建立了店子街苏维埃政府、永宁乡苏维埃政府、三甲乡苏维埃政府、陈家嘴区苏维埃政府及五个村级苏维埃政权。这些红色政权，积极协助红军打土豪、除恶霸、搞宣传、筹军粮、护伤员，制作云梯帮助攻城，组织妇女为红军将士缝衣做鞋，儿童团也积极为红军帮忙出力。
红四军十一师在临洮县姚家坪驻扎时，组织附近青壮年成立了“人民抗日义勇队”，并授队旗一面，姚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姚枝清兼任义勇队队长，义勇队认真操练，并做了配合红军再打临洮城的准备。9月30日红军撤离临洮，这面队旗一直保存到解放后，由姚枝清交给了临洮县委，现保存在党史办。

我曾经亲眼目睹过这面队旗，这面旗帜虽然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但依然鲜艳，字迹也很清晰，旗帜长宽一米见方，用五幅毛红布拼成，旗帜的左面竖写着核桃大的字：“狄导（道）县第六乡姚家坪人民抗日义勇队队部”，旗的正中写着有碗口大的字：“革命委员会”。当年，因姚枝清老人积极拥护红军，为红军办粮筹款，被选为姚家坪苏维埃主席兼义勇队队长，这面红旗便由他秘密保存了下来。

姚枝清老人是可敬的，做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年轻时拥护红军、信赖红军、追随红军，被闹翻身的穷苦大众推选为姚家坪苏维埃主席兼义勇队队长，那需要何等的勇气和胆量啊，那是冒着随时人头落地的危险的，但他没有怕，没有退缩，义无反顾扛起了红旗，冲在了前面，让崇高的信念在头顶高高飘扬。

在红军撤退后的黑暗岁月里，他又把这面旗帜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悄悄珍藏在家中，躲过了敌人的一次次搜查拷问，他坚贞不屈，守口如瓶，瞒过所有人，从此谁也没能找到那面红旗。1985年，年逾八旬的姚枝清老人，将自己精心保存了五十多年的这面抗日义勇队队旗献给了县委党史办，成了当年红军在临洮留下最宝贵的实物明证。

在临洮还先后发现了当时红军的墓志砖和遗物。在临洮县城东的岳麓山东坡、姜维墩附近，挖出数块墓志砖和骨骸。墓志砖呈长方形、土褐色，上面刻有姓名、地址和军队番号，上面竖排三行阴刻文字：“右三军亡兵张舅生贯梁州褒城县人”。出土的先烈墓志砖中有“右一军”、“右三军”、“右四军”番号，说明红军“右一军”、“右三军”、“右四军”都到过临洮，并在此发生了战斗。

还发现了临洮县老红军战士苟银祥，长征时给肖克同志当通讯员时背过的一个皮文件包。红军某部住在临洮县梁家小庄梁鼎文家，离开时留下一个制作精细、美观大方的竹筒烟盒。面对这些红军留下的一件件历史遗物，让我们感叹，也让我们自豪，因为临洮是一片红色的土地。

当年，红军在临洮留下了光辉的足迹，洒下了殷洪的鲜血，虽然只活动了一个多月时间，但他们组织攻城战斗，建立人民政权和人民武装，严守军队纪律，关心爱护群众，宣传了红军，宣传了党的政策，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更重要的是播下了革命火种，革命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为临洮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七十多年的岁月早已过去，那些见证过这场战事的临洮人大多已经作古，很少有人能够记忆起这段悲壮的往事。红军战斗过、牺牲过的地方也无法辨认，盖满了高楼、生长着青青芳草，但这些古城墙记得、洮河记得，历史是不能忘却的。当我再次翻看有关红军长征的回忆录，再次亲临古城红军战斗过的遗址，心灵受到了震撼和洗礼，面对先烈的牺牲奉献，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啊？

来源：定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