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懋功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红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29日，中革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制定《松潘战役计划》，乘国民党胡宗南部尚未完成集结、部署就绪之机，红一、红四方面军协同作战，控制松潘地区，打开北上甘南[1]的通道。但是，张国焘却以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解决[2]，故意延宕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的行动，致使松潘役战计划因敌情变化而不能实施，红军部队不得不改道，经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草地北上。

8月3日红军总部又制定了《夏洮[3]战役计划》。计划指出，“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4]同时，红军总部将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右路军和左路军。党中央随右路军通过茫茫草地，于8月下旬到达巴西地区。8月29日，右路军以红三十军、红四军一部，对包座地区守敌发动进攻，取得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个大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队阻截红军北上的企图，为北进甘南创造了条件。右路军前敌指挥部抓住有利时机，命令红一军团先行出发，向甘肃南部进军。9月1日，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目前情况极有利于向前发展”，“右路军须以主力向前推进，以不突出西固、岷州[5]线为度，第一步以一、三两军控制罗达地区，四军、三十军主力控置[制]白骨寺地区，其一部控制包座”，“侯左路（军）到达，即以一支队向南坪方向，又一支队向文县方向佯攻胁敌，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取得伟大胜利”[6]。但是，此时张国焘却仍坚持南下的错误主张，公开反对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9月3日，张国焘复电中共中央，提出“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之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前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7]，并将左路军大部队集结在卓克基地区，对抗党中央北上的方针。9月9日，张国焘背着党中央向陈昌浩发电，命令右路军立即南下，并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8]。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及时向毛泽东报告这一消息，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当晚，毛泽东同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认为中央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北上已无可能，为了贯彻党的北上战略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果断决定，迅速脱离险境。9月10日凌晨，党中央率领右路军中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直属纵队先行北上，向甘肃南部挺进。途中发出《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对张国焘坚持错误主张的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重申党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方针”。“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9]同时致电张国焘，指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10]。

从1935年9月4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进入甘肃迭部县境内起，到10月16日陕甘支队从环县离开甘肃止，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长征在甘肃期间，先后两次调整战略方针，最终确定了长征的落脚点；加强部队建设，统一行动步调；突破三道封锁线，胜利到达陕甘苏区，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一、俄界会议  坚持北上方针

红一、四方面军取得包座战斗胜利后，开始进军甘南。9月2日，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给红一方面军一军（即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电示，“你们应速侦明向罗达、岷州、哈达铺、西固大小道路敌情，并控制隘路，前线要点，对河东要地亦须派队占领，并前出游击、侦察。主力乘时整理，以利作战。”[11]当日，林彪、聂荣臻率领红一军主力由四川巴西地区出发，向甘肃岷州方向疾进。5日拂晓，红一军先头部队进至甘肃迭部县达拉沟，然后沿达拉河（包座河）而下，经广利（即岗岭，今达拉乡所在地）,到达迭部县俄界（今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主力部队在林彪、聂荣臻的率领下，于当日深夜也到达俄界，为后续部队北上创造条件。而此时的张国焘，对中共中央和前敌总指挥部负责人的规劝，拒不接受，公开对抗中共中央北上的方针。9月9日晚，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在红三军驻地阿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领红一、三军立即北上。

10日夜，党中央率红三军和中央军委直属纵队秘密离开巴西，向甘南进发。于11日拂晓到达阿西，随即进入甘南[12]境内。这时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指出：“中央为了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即命令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然而，张国焘对中央的电报拒不作答复。当日下午，党中央率领红三军和军委直属纵队到达俄界，与红一军胜利会合。

党中央为了扭转由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局面，确定下一步行动的战略方针，9月12日在俄界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刘少奇、何克全（即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叶剑英、蔡树藩、林伯渠、李维汉、杨尚昆、李德、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李富春、朱瑞、罗瑞卿、袁国平、张纯青等，周恩来因病未能出席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会上，首先由毛泽东作关于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争论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会议对这个报告进行了认真讨论。报告的主要内容是：

㈠、关于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报告指出，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继续向北的方针，《补充决定》[13]上说的向黄河以东。但这个方针应该有些不同。目前应该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方针。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导和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张国焘公然对抗中央的决定，拒不执行北上的方针，这是不对的。张国焘坚持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南面地形不好，又是少数民族地区，给养无法解决，红军作战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来源，战略退却也没有，如果不迅速北上，部队会大部被消灭。很明显，中央不能把一、三军带去走这条路。

㈡、关于在哪里建立革命根据地问题。报告指出，目前战略方针，川陕甘计划是有改变，因一、四方面军已分开，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失，但我们并不是走向低落，而是走向大张旗鼓，以游击战争打过去，更大规模、更大力量打过来。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是不能否定的，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不过不在江西，而在陕甘。我们在岷州、天水间长久活动是不可能的，陕北、甘东北是我们的必经之地。

㈢、关于对张国焘错误的处理问题。报告指出，张国焘在通（江）南（江）巴（中）苏区时已经犯了部分的严重错误；在粉碎敌人的六路进攻，退出通南巴苏区后，便形成了一条错误路线。当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曾想了许多办法来纠正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倾向，但没有结果。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是党内斗争，但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马上就作，因为它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问题。我们应尽一切可能争取四方面军北上[14]。

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因为一、四方面军分开，我们的战略方针不能不有变更。目前战略方针，是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更大规模地来进行国内斗争[15]。邓发、李富春、罗迈、李德、聂荣臻、杨尚昆、林彪、博古、王稼祥等也在会上先后发言，大家一致同意中央已经采取的措施和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即经过甘东北和陕北，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创建根据地，以便打通国际路线，获得援助的方针。

会议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对张国焘的错误有步骤处理的意见，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张国焘同志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误”。《决定》“号召红四方面军中的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16]为了继续教育和挽救张国焘，中央政治局将这个决定只发给中央委员，没有向全党公布。

这次会议还接受了彭德怀关于缩小部队编制的建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同时，将红一、三军和军委直属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张云逸任副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副主任；成立编制委员会，李德任主任，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为委员，负责部队的编制工作。

俄界会议是党中央从巴西脱险，进入甘肃境内后召开的第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第一次系统地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错误，对张国焘采取了教育、争取和挽救的方针，为党和红军最后战胜张国焘的分裂和破坏奠定了基础。会议对张国焘错误的处理，“是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典范”[17]。俄界会议坚持了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实事求是的正确估量了北上红军的力量，做出了改变行动战略方针的决定。

正当党中央进一步明确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采取一切办法耐心教育和挽救张国焘的时刻，9月12日，张国焘却以个人名义直接给一、三军的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李富春发来电报，说“一、三军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无及”；“望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18]。继续在红军部队内部制造分裂，破坏党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贯彻执行。

9月13日清晨，党中央在俄界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邓发等中央负责同志出席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从表面看，我们的人数是少了，但从质量上看，我们锻炼得更坚强。同志们，让我们紧紧地团结起来，向种种困难作斗争，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党领导的英勇红军！我们有信心取得北上抗日的胜利![19]会后，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离开俄界，继续向甘东北方向前进。

党中央率一、三军和军委直属纵队进入甘南藏区后，特别重视开展民族工作。为了顺利通过藏区，各部队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解除藏民群众的疑虑。红军指战员克服语言不通的障碍，在行军途中和驻地用藏汉两种文字书写了大量的标语口号。主要有“北上抗日，夺回失地！”“红军是乾人自己的军队！”“对回番民不压迫!”“番民组织自己的政府自己管事！”“红军公买公卖！”等等。通过采取各种措施，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部队还严格遵守纪律，不擅动群众的任何财物，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群众。部队在俄界停留时食用了藏民的羊只，红军就将银元和宰杀后的羊皮以及道歉的纸条放在一起，留给主人。深受感动的藏族群众望着红军远去的方向念经祈祷，祝愿红军一路平安。

二、腊子口战斗 打开甘肃南大门

1935年9月13日，党中央率领一、三军从俄界出发，向旺藏寺（红军称瓦藏寺）藏民居住区前进。从俄界到旺藏寺全程约120多里，几乎全是十分险峻的云崖栈道。栈道的破坏使行军十分困难，加上个别怀有戒心的藏民放冷枪，部队有人伤亡，因此，当日，部队行进不到50里，天黑后部队在次哇沟口的松林里宿营。次日，部队继续向旺藏寺行进。途中，党中央以极大的耐心和诚意再次致电张国焘，要求其放弃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电报指出：“中央先率一、三军北上，只是为了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四军、卅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一、三军的首长与全体指战员不顾一切困难，坚决负担起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先锋队的严重任务，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20]是日深夜，部队全部到达旺藏寺。一军住旺藏村，三军和军委纵队住旺藏寺，毛泽东住茨儿那村。15日拂晓，毛泽东随红一军行动，离开茨儿那村追赶先头部队红四团，部队从仙人桥渡过白龙江，翻越高近4000米的高日卡和娘里宁巴两座大山，抵达崔古仓村。稍事休息，部队又翻过了4300米高的卡郎山，傍晚在黑拉（红军称格法）和五湖（红军称吾福）村宿营。16日下午抵达距腊子口只有10 多里的黑多寺一带宿营，等候红四团攻打腊子口的消息。

攻打天险腊子口，早在9月14日15时半，红一军军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就电示先头部队刘亚楼、黄甦、陈光、肖华，“一军全部有[应]迅速以主力占领哈麻、里朵寺[21]地域，以一部占领拉子口、车眼[22]以作我军北上之据点。”[23]此电报拉开了攻打腊子口的序幕。林彪、聂荣臻将攻打腊子口的任务交给了红二师四团。是日午夜，红四团在团长王开湘、政治委员杨成武的带领下，从莫牙寺出发，向腊子口方向挺进。

红四团离开莫牙寺后，以急行军的速度，日夜兼程，向腊子口疾进。16日上午，红四团在加儿梁击溃国民党新编十四师鲁大昌部一个营，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和物资。午后，在黒多寺重创鲁大昌部一个营后，红四团全部到达腊子口。腊子口位于迭部县东北，是川西进入甘肃内地的唯一通道，地势险峻，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隘口。鲁大昌凭借腊子口这道天然屏障，部署重兵扼守，设置防线，修筑工事，妄图阻击红军北上。

9月16日下午4时，红四团一营率先向腊子口守敌发起攻击，但敌人火力凶猛，几次进攻均未能奏效。这时，红一军军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及红二师师长陈光，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他们与红四团的团营干部认真总结经验，共同制定了正面进攻和侧翼袭击相结合的作战方案。晚9时许，新的攻击开始。晚20时许，林彪、聂荣臻得到情报：次日清晨，鲁大昌将从岷县派两个团的兵力增援腊子口，另外还有千余名藏族骑兵从西面赶来。红军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毛泽东连续向红四团下达指示，强调在天亮之前必须拿下腊子口。当夜24时，毛泽东、林彪、聂荣臻联名给红三军军长彭德怀发出《腊子口守敌一营未退》的电报，命令后卫部队红三军和军委纵队一部截击敌援兵，严防敌军从洛大和道扎一带侧袭进攻腊子口的红四团，保证先头部队胜利夺取腊子口。面对严峻的局面，团、营首长即刻召开党团员火线动员会，并组织由15名党团员组成的突击队，分成两路向敌人发动第六次进攻。在迂回部队登顶成功配合作战的情况下，经过三个小时的激烈战斗，9月17日清晨，红四团突破了鲁大昌部精心设置的两道防线，胜利夺取了天险腊子口。当日上午7时，毛泽东、林彪、聂荣臻联名向彭德怀发出“腊子口已得手照原计划前进”的告捷电。

腊子口战斗的胜利，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通道，粉碎了国民党军队企图利用天险腊子口，将红军困死在雪山草地的阴谋，使中央红军从此摆脱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充分证明了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三、哈达铺整编 确定陕甘走向

1935年9月17日清晨，红四团攻破腊子口后，攻占岷县大草滩，歼敌一部，直逼岷县县城。红军的举动对国民党当局震动极大，甘肃军政要员一方面派飞机侦察、扫射，调集军队进行堵截；另一方面准备逃往西安。乘敌人惊慌失措之机，红四团奉命突然挥师向南，出其不意地向哈达铺进军。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直属纵队随之跟进。18日，主力部队翻越了最后一座3000多米高的雪山达拉山（红军称达喇山），向岷县（今宕昌县）漩涡、大草滩、哈达铺一带推进，终于摆脱雪山草地恶劣的自然环境，走出了藏区，全体指战员情绪兴奋，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同日，彭德怀、李富春、林彪、聂荣臻联名给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及各军首长发电报，指出，“我们执行中央正确路线，连日击溃鲁大昌师，缴获甚多，于昨日占领距岷州哈达铺各三十里之大草滩，占扎路、高楼庄一带，前锋迫击岷州城，敌人恐慌之甚。”电报还指出，“此地物质丰富，民众回汉各半，十分热烈的拥护红军，三个半月来脱离群众的痛苦现在改变了。”[24]数月来没有打土豪的工作又恢复起来了，很久没有了的交易生活也作起来了[25]。部队在进入回民区之前，中央军委为了进一步贯彻中央政治局毛儿盖会议确定的少数民族工作的基本方针，严明部队纪律，及时地对红军指战员进行党的民族政策的教育，重温军纪，并制定了《回民地区守则》。《守则》规定：进入回民区域，应先派代表同阿訇接洽，说明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得到回民的同意后，才准进入回民村庄宿营，否则露营。保护回民信教自由，部队不得擅自进入清真寺，不得损坏回民经典。不准借用回民器皿用具，在回民地区不准吃猪肉、猪油。为红军进入回民区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18日，红一军直属侦察连攻占岷县哈达铺（今属宕昌县）。19日，林彪、聂荣臻率红二师主力抵达哈达铺。20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及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哈达铺。

哈达铺是一个较为繁华的集镇，这里物产丰富，人口比较稠密。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到达这里后，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中央军委决定在哈达铺作短暂休整。休整期间，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同志，为了制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对缴获的国民党近期报刊进行了认真翻阅，主要是七、八月份的《大公报》、《民国日报》、《中央日报》、《西安报》、《山西日报》。毛泽东等同志通过对报纸中披露的各种消息进行了综合分析和研究，梳理出非常有价值的情报，进一步确定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在陕甘的活动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情况，遂立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进行了商议，毛泽东果断地提出到陕北去，再一次明确了向陕甘根据地前进的行动方向。

9月20日，中共中央在哈达铺毛泽东的住处“义和昌药店”，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组织工作和干部问题。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博古、王稼祥、罗迈、彭德怀、杨尚昆等。毛泽东在发言中说：为巩固部队，需要了解干部；为扩大部队，需要支配干部；为与反革命作斗争，需要了解干部的一些倾向问题。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对干部优待不够，现在的干部是精华，应该注意保护。张闻天在发言中强调要爱护干部，有的老同志有能力，但人拖瘦了。现在有马的，不必取消。他还提出：“设法派人与白区取（得）联系，建立白区工作。”[26]会议同意张闻天的提议，决定派谢觉哉、毛泽民去新疆建立交通站，“可能的话与国际接头”（谢、毛二人当时未能成行）。会议正式决定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简称陕甘支队）的整编方案：陕甘支队下设三个纵队，原一、三军分别改为第一、第二纵队；中央机关、红军总政治部等组成第三纵队。俄界会议确定的陕甘支队领导人不变，第一纵队由林彪（兼）任司令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左权任参谋长，朱瑞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任政治部副主任。第二纵队由彭德怀（兼）任司令员（后由彭雪枫接任），李富春任政治委员，刘亚楼任副司令员，肖劲光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第三纵队由叶剑英（兼）任司令员，邓发任政治委员，蔡树藩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经武任参谋长。全支队共7000余人。

9月22日，张闻天通过翻阅缴获的国民党报纸，写出题为《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的读报笔记[27]。读报笔记将天津《大公报》上披露的红军在陕甘活动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作了详细的摘录。读报笔记对陕甘革命根据地斗争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国民经济的崩溃与破灭，帝国主义者、豪绅地主与官僚军阀的残酷统治剥削是造成陕甘以至全国的革命运动的基本原因。”“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是建筑在深刻的社会的、经济的与政治的矛盾之上。反动统治无法解决这些矛盾，因而也无法消灭甚至防止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西北各省苏维埃革命运动更是在大踏步的前进中。”[28]张闻天在读报笔记中还提出了陕甘支队到达甘南之后的方针和任务，指出“我们工农红军主力之一部，已经开始进入了甘南的重要地区。这在政治上我们能够同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联系存在于陕甘边之苏维埃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的任务，完成8月20日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这将大大地推动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前进，发动千百万西北劳苦群众为苏维埃革命而奋斗。”[29]

同日，陕甘支队在哈达铺关帝庙内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回顾了红军长征一年来所走的艰难道路，指出，我们走了两万多里路，打破了敌人无数次的追、堵、围、剿。蒋介石连做梦也想消灭我们，但是我们过来了。毛泽东提出了陕甘支队的前进目标，号召全体指战员：“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抗日前进阵地!”[30]会议还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将第一、第三军和军委直属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的决定及干部配备名单。至此，从俄界会议开始的部队整编工作圆满结束。陕甘支队的成立，加强了党对红军的直接领导，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对实现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会议结束后，第一纵队宣传科长彭加伦根据中央关于红军战略行动方针的基本精神，连夜创作了《到陕北去》的歌曲。歌中唱到：“陕北的革命运动大发展，创造了十几县广大的红区。迅速北进会合红军二十五、二十六军，消灭敌人，争取群众，巩固发展陕北红区，建立根据地。陕北的革命运动大发展，成立了十几万赤色的军队。迅速北进会合红军二十五、二十六军，消灭敌人，争取群众，高举抗日鲜红旗帜，插到全国去。”[31]这首歌的传唱，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四、佯攻天水  突破渭河防线

9月中旬，蒋介石为了堵击红军继续北上，急令国民党王均第三军的第七师、第十二师进至岷县和通渭的中间地带，构筑碉堡，同时将毛炳文第三十七军的第八师、第二十四师调至通渭、陇西等地，在天水、武山、陇西、漳县一线构筑渭河封锁线，企图截断红军北上陕北的道路。

为了突破国民党军队的渭河防线，实现党中央的战略计划，陕甘支队即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扬言向东行动，以此迷惑敌人，并派出一部兵力向天水方向移动，摆出攻打天水的态势。而王均部错误地判断了红军的行动走向，以为红军要攻占天水，威逼西安，遂将主力迅速集结在天水一线，致使武山、漳县之间敌防守兵力空虚。1935年9月23日，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向天水东北方向前进。24日清晨，陕甘支队在闾井镇，突然改变行动路线，改向西北方向前进。沿岷县红崖、漳县黄家河、韩家川、新寺一线，急行军200余里，于25日傍晚到达渭河畔的武山县鸳鸯镇。26日拂晓，陕甘支队的指战员从这里渡过渭河。国民党军队精心设置的渭河防线，被红军巧妙地突破了。而国民党胡宗南部还在向西和、礼县一带推进。

为阻止陕甘支队北进，9月26日，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指挥陕甘宁青4省国民党军队的“剿共”作战。陕甘支队巧渡渭河突破封锁线后，蒋介石急调兵遣将，除加强平（凉）固（原）封锁线外，又在西（安）兰（州）公路静（宁）会（宁）段设置封锁线，阻截陕甘支队向陕甘苏区靠拢。蒋介石亲自给国民党三十七军军长毛炳文发电，要其“使尽全力确保两宁（静宁、会宁）、定西封锁线，以树最后‘歼灭’共军之功。” [32]

陕甘支队渡过渭河后，在费家山、水沟一带休息。这时，武山、漳县两翼的敌人得知红军渡过渭河的消息后，追赶过来。毛泽东十分镇静地对彭德怀说，这不是敌人的主力，派两个连出击一下，吓吓他们。果然，敌人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27日，部队继续北上，向通渭方向前进。

五、榜罗会议  将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

陕甘支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渭河防线后， 27日傍晚到达位于通渭县西南的榜罗镇。部队在这个镇上的一所小学，又获得许多国民党的报纸和杂志，了解掌握了一些新的情况，进一步增强了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了解和对全国革命形势的掌握。当日晚，中共中央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剧，民族矛盾不断上升的国内外形势，讨论了党和红军面临的任务，研究确定了今后的战略方针。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9月28日清晨，陕甘支队在榜罗镇小学西边的一个打麦场上召开全支队连以上干部大会。会上，毛泽东作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报告深刻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严重事态和陕甘根据地及红军的状况，阐述了在北方可以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提出了要避免同国民党军队作战，迅速到陕甘根据地集中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报告中还提出，要整顿纪律，充分注意群众工作，宣传我军北上抗日的意义，注意扩充新战士等问题。报告号召陕甘支队突破长征的最后关口——固原、平凉封锁线，奋勇前进。张闻天、彭德怀、林彪等也在会上发言，阐述北上抗日的意义，要求各部队检查群众纪律，做好进入陕北苏区的准备。

同日，博古根据中共中央榜罗镇会议的精神，撰写了《陕西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我们支队的任务》文章。发表在当天出版的《前进报》第三期上。博古在文章中详细的论述了在陕北落脚的意义，指出：“苏维埃运动——基本上游击运动的方式——在陕甘——特别是陕北有着惊人的蓬勃的发展，无疑的，这个发展，其意义，其重要性，决不限于陕西，决不限于西北，而是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是赤化整个西北之开端与先声”。[33]博古在文章中还提出了党和红军面临的战略任务：“组织领导集团与加强陕甘的游击运动，将它继续的发展与深入到巩固的苏区根据地之建立，这是推动中国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的基本一环。”“正是这个光荣的历史任务，我们的支队应该完全的负担起来，应该把完成这个任务当作我们支队的战略目标，一切我们的军事行动、政治工作，及地方的群众工作都应当服从于这个总的战略目标。”[34]

六、进占界石铺  控制西兰公路

陕甘支队在榜罗镇经过短暂休整后，根据中央确定的新战略方针，于1935年9月29日拂晓离开榜罗镇，向通渭方向挺进。第一纵队为第一梯队先行，毛泽东、彭德怀随其行动，二、三纵队为第二梯队随后跟进。

当时，通渭县城内只有国民党县长阎权领着仅有的6名警察和100多名民团，守护在以黄土铸成的破旧的城垣上。当陕甘支队一纵队急速向县城逼近时，阎权率警察和民团弃城逃跑，当晚红军轻松占领县城。30日，后续部队也陆续抵达这里。

红军入城后，打开县监狱释放被关押的群众，张贴布告和宣传标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给当地群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为了进一步传达贯彻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决定在通渭县城休整三天，从思想上、物质上做好进入陕北的准备工作。29日晚，毛泽东等中央负责同志在县城文庙街小学接见一纵队第一大队先锋连的指战员。接见时，毛泽东满怀激情地朗诵了自翻越终年积雪的岷山后就酝酿在心中的诗篇《七律•长征》。30日下午，中共中央在国民党通渭县政府大厅里召开领导干部会议，毛泽东再次作当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了北方的政治、军事形势。陕甘支队当日印发了《会合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在陕北创立根据地讨论大纲》和“陕甘苏区略图”。《大纲》指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已经顺利地突破了敌人在岷州、西固间的封锁线，过了渭河，取得了第一个伟大的胜利。根据现在敌我力量的对比，党改变了过去赤化甘南的决定，决定到陕北去会合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在陕北及其附近地区创立根据地。”[35]《大纲》还分析了在陕北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及重要意义和作用，号召全体指战员到陕北去，开创革命的新局面。

10月1日晚，陕甘支队在城外的河滩上召开军人大会。会议由第三纵队参谋长张经武主持，陕甘支队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第三纵队政委邓发等同志分别讲话。讲话结束后，全支队官兵同桌会餐，并举行了盛况空前的文艺演出。

在通渭期间，陕甘支队各纵队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政治教育，使全体指战员进一步明确了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和陕甘支队的行动计划。各部队还购置了布匹，添置了衣服和鞋袜，准备了充足的干粮；在军事上还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打敌骑兵的战术训练，从精神、物质和军事上为顺利越过西兰公路封锁线，做好了充分准备。

陕甘支队占领通渭县城后，蒋介石急调国民党三十七军毛炳文部、三十五师马鸿宾部和东北军何柱国部共30余万兵力，在西兰公路和六盘山地区的平（凉）固（原）公路布置了两道封锁线，企图切断红军北上陕北的道路。

10月2日凌晨，经过休整的陕甘支队从通渭县城出发，踏上了向陕甘苏区挺进的最后路程。根据中央“避免同国民党军队作战，要迅速到达陕北集中”的行动方针，陕甘支队分左、中、右三路纵队，齐头并进。当晚，陕甘支队在通（渭）静（宁）边界的寺子川、义岗川一带宿营。3日凌晨3时，陕甘支队以备战的姿态继续分三路行进。第二纵队为中路，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及支队司令部随二纵队行动。途中虽受到敌机两次袭击，仍然到达西兰公路上的界石铺宿营。此时，西兰公路静宁、会宁段数十里长的地段已被红军所控制。

10月4日，一纵队主力、二、三纵队及支队司令部在界石铺、高家堡一带休息，进行纪律教育，打土豪，筹粮食，准备向单家集、硝河城一线前进。毛泽东、彭德怀发布指示，“聂荣臻、陈光率一纵队两个大队调查隆德情况，相继袭取之，以利陕甘支队向平凉、绥远川、镇原、西峰镇之线前进。”[36]此时，由西安向兰州运送军需的国民党军毛炳文部十余辆汽车经过界石铺，陕甘支队一部设伏将其截获，缴获大批军需物资。当日下午，部队在界石铺的戏楼上召开群众大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并将一部分战利品分给群众，受到当地群众的热情称赞。

10月5日拂晓，陕甘支队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沿西兰公路围追堵截，迅速离开界石铺、高家堡一带，分左右两路翻越祁家大山，向回民区公易镇、兴隆镇方向前进。右路一纵队行至显神庙时，击溃国民党堵截部队毛炳文部第二十四师一四四团，当晚到达单家集一带。左路二、三纵队到达公益镇一带。宿营后，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参观单南清真寺，拜见阿訇并同他们亲切交谈，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红军尊重回族风俗习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使阿訇和回族群众深受感动。

10月6日拂晓，陕甘支队离开单家集。右路一纵队经新店子、什字路、杨家店、黄湾等地，向固原张易堡前进。左路二、三纵队经兴隆镇北堡子、红城子，在什字路与一纵队会合。此时，毛炳文部第八师二十二旅尾追部队已逼近陕甘支队。下午四时，陕甘支队到达张易堡、盘龙坡一带，与国民党军队的宿营地相距不足20里，形势十分严峻。

10月7日晨，驻将台堡（时属甘肃隆德县，今属宁夏西吉县）守敌一部向红军驻地阎官大庄逼近。陕甘支队以少量兵力在堡子梁进行阻击，主力部队迅速离开张易堡一带，经王套、后莲花沟向六盘山急进。上午8时，陕甘支队主力部队登上六盘山。此时，毛炳文第三十七军二十四师李英部紧追不舍；东北军骑兵第七师门炳岳部据守在六盘山东麓，企图前后夹击，消灭红军于六盘山。红军前卫部队翻过六盘山后，在青石嘴根据俘虏提供的情报，得知敌骑兵一部及20余辆运送军需的马车，正在青石嘴休息。毛泽东得知此情况后，立即召开会议进行部署，决定消灭这股敌人。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激战，消灭敌骑兵第七师第十三团的两个连，缴获战马100多匹，十多辆马车的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陕甘支队用这批战马武装了侦察连，陕甘支队有了第一支骑兵部队。

10月8日，陕甘支队分兵两路，继续东进。前卫四大队在固原白杨城（今宁夏彭阳县城）消灭国民党邓宝珊部一个团。此时追击的敌人，被红军拖得精疲力竭，国民党三十七军毛炳文部在给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的电报中称：“我各师连日追剿，沿途……居民逃避一空，给养采购无从。日行数十百里，不得一饱，且时属严寒，棉衣已追发不及，饥寒交迫，疲惫已极，因而卧倒路旁及落伍者，沿途皆是。”[37]至此，陕甘支队已完全突破了国民党军队在西兰公路、平固公路上设置的封锁线，即将进入陕甘苏区。

七、河连湾战斗  胜利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

1935年 10月7日，陕甘支队胜利翻越六盘山后，国民党当局急派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二十四师主力及骑兵团尾追而来，陕甘支队兵分左右两路，以急行军的速度疾进，继续向东北方向的陕甘苏区前进。9日，陕甘支队到达镇原县上庄院、陈家湾一带，进入陕甘苏区的边缘地域。10日，陕甘支队主力抵达镇原县三岔，摧毁国民党镇原县保安队设在南山湾的堡子，歼敌一部并活捉敌营长。正当部队宿营时，刘志丹派来寻找中央红军的代表也到达三岔。

10月11日，国民党三十七军第八、第二十四师分三路从慕家原、马家原一线继续追剿陕甘支队。上午9时，毛泽东、彭德怀给叶剑英、邓发、彭雪枫、李富春发电，通报三岔和环县的敌情，部署了以一纵队为左路，以二、三纵队为右路的两路行军路线，继续向北挺进。一纵队第五大队在三岔以南20里处阻击敌人，全支队分为两路行动，分散敌人的兵力，迅速甩开敌人。陕甘支队一纵队和中央机关离开三岔后，在刘志丹派来的接应人员引导下，向环县方向前进。12日，左路一纵队经肖家园子、殷家城、桑家洼进入环县，向小南沟方向急进；右路二、三纵队经演武、半个城、贾驿一线前进。13日，左、右两路军在环县郑家湾会合。14日，陕甘支队主力到达河连湾、洪德城一带时，遭到守敌的袭击。一纵队立即组织火力向河连湾守敌发起攻击，歼敌100多人。战斗中，突破乌江、攻打腊子口的英雄、四大队一连连长毛振华光荣牺牲。当晚，一纵队经万家湾、曹家湾至耿湾宿营；二、三纵队经齐家原、许家原至老爷山宿营。15日，一纵队从环县黑城岔迂回前进，经无量山、耿家河、慕家油坊到达陕北定边县木瓜城，进入陕甘苏区吴起镇（今吴旗镇）；二、三纵队经陕甘苏区华池县的艾蒿掌、铁角城，向定边县前进。1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如追敌停顿，我军应在吴起镇、金汤镇集结休息一二天，查明保安、靖边情形，然后分路袭取之，即在吴起镇、保安、靖边地域休息整理扩大，并征集资材，解决冬衣问题，一面派人去苏区取（得）联络”；“现在每天走路不多，请令各部利用时间进行教育并尽力改善給养”[38]。18日，二、三纵队离开甘肃庆阳境内，到达陕北定边县白马崾岘。19日，陕甘支队的三个纵队在吴起镇会合。至此，陕甘支队在甘肃历时40余天的艰苦转战中，战胜无数艰难险阻，粉碎了国民党军队重兵的围追堵截，同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持北上的战略方针，实现了空前的战略大转移，胜利完成震惊中外的长征。

 

来源：甘肃党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