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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源老革命陇右地下斗争回忆
来源: 作者:: 阅读: 时间:2016-11-7
原作 王运昌 整理 王 杰
我在地下党时期经历的人和事，经常活生生的浮现在眼前，想利用离休后闲暇的时间写出来。因为当时我个人在党内地位和身份低，活动范围有限，加之与我相熟的多数人在各个时期牺牲了，对于一些情况无法印证，只能就我亲历了解的情况作一回忆。
一、渭源县庆坪党支部的建立
我出身于渭源县庆坪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目睹身受恶霸劣绅欺压百姓和穷苦老百姓含辛茹苦不得温饱的景况。1936年，红军长征驻留渭源期间，建立人民政权，恶霸劣绅吓得屁滚尿流，广大受苦人舒心吐气，虽然时间很短，但成为了启发当地革命思想的重要来源，对这一带后来的甘南农民起义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为地下党在这里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当地不少人以帮会等形式密谋联络反抗国民党政府，我也是积极和比较有影响的成员。其间结识的不少朋友除在甘南农民起义中牺牲的外，如毛得功[1]、杨友伯、吴健威、蒲万祥等，后来都成了甘南农民起义军各路司令或重要的领导人。起义失败后，他们有的去了陕北解放区，有的改名隐蔽，后来大都参加了地下党。
1.营救党的联络人李俊
1945年2月，与我相熟的同乡、地下党员李俊，和中共陇右工委的康明德（牙含章[2]化名）等几个人，来庆坪找我和任安。因失去联系多年，事前我不知道他们要来，不在家。他们先到任安家的山上，派李俊和另一个人去找任安。留在山上的牙含章等，被任三爷（任安的三叔父，是当地有势力的豪绅）误认为是来抢他的土匪，就开枪打散了。牙含章等撤出后与李俊失去了联系。李俊和那个同志在我家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走了。及我知道赶回家的时候，情况已经严重了，自卫兵、乡丁、甲长守在我家门周围监视，乡间纷纷议论，说李俊等是来抢任三爷的土匪。我估计他们可能会去会川（离我家40里）任权（是我二舅任谦[3]的五弟）家，急忙赶到会川，但他们没有去。我从会川返回刚进家门，李俊紧跟着进来了。我问李俊：“你们干什么来了？”李答：“一是发展你入党，二是设法搞些活动经费。”我说：“既然这样，你先应该一个人来，咱们商量好。再来的时候不能突然来这么多人，以免惹起人家注意。现在情况紧张，人家说你是我叫来抢任三爷的土匪，自卫兵、乡丁守在我家门口监视，你看怎么办？”我意思是让他赶快离开。李俊问：“谁说的？”我答：“任三爷。”李俊说：“那是他说的，我一无卷，二无案，他告到哪里，我跟到哪里。”我见他态度很硬，不好再说他赶快离开的话。问他：“李云山（毛得功化名）、罗汉卿（肖焕章[4]化名）和伟卓生（吴建威[5]化名）他们现在哪里？”李说：“他们有任谦的掩护，在平凉一带从事秘密活动。”由此，我知道了失去联系多年的生死朋友的所在。当天，李俊住在我家了。第二天，李去临洮，途径离我家五里的庆坪街时，被庆坪乡的自卫兵盘查、扣捕起来了。
我知道后，即去找自卫队长刘登甲质问：“为什么抓李俊？”刘反问：“李俊你认识吗？”我说：“当然认识，是朋友，昨夜就住在我家。”刘说：“我们看他形迹可疑才抓的。”我问： “有何证据？”刘说：“没证据，只从身上搜出金圆券两元、香烟一包。”我问：“这些犯法了吗？”刘说：“没有。”我说：“一不犯法，二没证据，那你把李俊放了！”刘支吾说：“抓李俊不是我的主意，是任三爷指使的。已经派人请任三爷去了，等来了再商量。”任三爷是乡民政主席，任谦的远方兄弟，算起来是我不远的舅舅。不过，我们贫富悬殊，是不同阶级的人，对立得很厉害。我说：“你能抓，就能放，还商量什么？”刘说：“要放，你作保。”我问：“如何保？”刘说：“你负责保证临洮、会川、漳县、渭源、陇西等县被抢者没有李俊的脚手。”我反驳说：“这是你的圈套，把李俊抓了，还想套着抓我。你们兵权在手，可以给被抢者做工作，昧着良心，一口咬定李俊就是抢他们的土匪，这样不就把我和李俊陷在圈套里了吗，我不上你这圈套！”我和刘各怒而罢。
我担心李俊能否顶得住，就买了一包烟到乡政府去看他，在刘登甲的监视下和李见了面。我说：“你不要怕丢人，身上又没带任何违禁的东西，你就是要到平凉去找任谦（当时任国民党平凉保安副司令），没路费，找我借钱。我叫你等上几天，我给你凑，你为什么突然就走了？”暗示统一申辩的理由和口径，刘制止了我们谈话。从乡政府出来后，回想李俊惊慌的表现，很不放心，又回头去看。刘登甲正在伙房和李俊谈话，李说刘记。见我进去，他们停止了谈话。到我第三次去看李俊的时候，任三爷已经来了，正在和副乡长任世雄、刘登甲等人开会，见我往他们跟前走，任三爷先站起来叫其他人说：“走，咱们走别处走！”我出了乡政府，在街头无人处苦想怎么办？这时，一个军人从乡政府出来，走到我面前说：“积三（我的别名），李俊的事你不要管，一管就把你套进去了。现在人家都说李俊是土匪，你是窝主，李俊是你叫来抢任三爷的。”我说：“我没能力管，李俊不是土匪，我不是窝主，我没叫李俊来抢任三爷，这实在是冤枉！”正说话间，从乡政府走出来两个乡丁，他指着说：“你看，那就是送报告的。”我们结束了谈话。当时我怀疑他是反侦察的，后来了解到，此人是县政府军事科科员，叫王孟侯。以后再没见过。
当天下午，任三爷叫我同去庆坪。途中，任问我：“李俊究竟是什么人？”我说：“不是土匪，要去找我二舅舅，没路费，来借路费的，决不是抢你来的。”任问我：“你说把李俊怎么办呢，”我说：“你把李俊放了，就完事了。”他又问：“怎么放？”我说：“你是乡民政主席，你只说李俊不是坏人，放了就对了。”他不同意。我又说：“李俊确实不是土匪，假如是土匪，你能抓几个？”他说；“我知道，贼抓不完。李俊是不是共产党？如果是共产党，没路费，我就给些。”我说：“不知道。”说话间我们走进了庆坪街上王应科的铺子。这天天黑时，任安听到后赶来了。任安和我去找副乡长任世雄。任世雄在任谦部下当过排长，又是任安一个任家。我们利用这层关系说情，说明李俊确实不是土匪，要去找任谦，来借路费的，要他放人。任世雄态度很坚决，不同意。我们两个回到王应科的铺子，和任三爷、王应科整一夜没睡，反复向任三爷求情，要他说一句放李俊的话，他左右支吾，始终不脱口。
第二天，刘登甲带乡自卫兵一个排，押送李俊去了渭源县。渭源县政府准备动刑拷问李俊。时任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的任竞成对县长康耀说：“李俊是任谦的人，不能拷！任谦和我是兄弟，我去电报问一下，如果脱离了关系，任你们所为，否则不能拷！”这样，李俊免除了大刑之苦。我认识的康耀[6]的李彦给我说：“县参议会决定，要康县长把你和李俊都枪毙了，康县长说这两个人无案无卷，不能那样做；如要做，先拿证据来，报上级批准了再做。”他们找不到证据，事情就搁下了。
康耀往临洮送家属路过庆坪，派人把我叫到庆坪街上尕李的店里，任三爷、副乡长任世雄、刘登甲等绅士都在场，摆出会审的架势。康耀盘问了我一个小时左右，我还是说给任三爷他们说过的那些话。康最后说：“我就是为这事来问你，你以后要小心，坏人不要来往，来往要吃亏。”说完就让我回去了。康耀没有抓我，把任三爷他们气坏了。
我和任竞成是远方甥舅关系，过去互相没有交往。李俊被抓后，任专程来家找我，我怀疑他是侦察的。他见面就说：“县政府对你很重视，说你有***阴谋，李俊是你叫来抢任三爷的。任琳、宋占元昨天到我家，也说同样的话，我给骂了一顿。”我说了没有阴谋***，没有叫李俊等。任说：“你不要怕，要抓你，就要开会研究，我就先知道了，我通知你跑。”我说：“我不怕，也不跑。”我和任竞成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不几天，周围的许多人都议论，“任三爷歹毒的很，个人的外甥往死里害呢！”又从临洮传来消息，说李俊的女人要找任三爷讲理，如果任三爷不讲理，她就要死在（自杀）任三爷家。任三爷得知这个消息后，对别人说：“女人难缠，李俊的女人要真的闹来了咋办呢！”他害怕了，给渭源县政府的压力减轻了。李俊从渭源县转押到临洮，在临洮被释放了。
1949年解放初，我们在临洮见面了（后来听说三反中因贪污被判刑，在劳改中死亡）。
解放后，我和毛得功说起此事，毛给我说：当时为救李俊，陇右工委给渭源县长康耀写了一封信，说：我们迟早要解放西北，康耀你是甘肃人，老老实实当你的县长，不要妨害我们，解放了可以留你性命；否则你跑不了。给任三爷传李俊女人要找他讲理的话，也是组织上有意安排的。我才知道在营救李俊过程中，党组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2.渭源县庆坪党支部的建立
我从多年来密谋反抗多次失败，靠个人关系千方百计营救李俊无果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靠感情、靠个人密谋，不但革命断无成就，而且有生命危险，搞革命非得有党的领导不可。我从李俊处得到吴建威、毛得功、肖焕章他们在平凉的消息，决定去平凉找他们，介绍我到解放区去。他们都是任谦的旧部下，我们是1934年前在任谦手下当兵时认识的，以后逐渐熟悉，相互信任。特别是吴建威，1938年我们同吃同住半年多，更加信任。我知道他与共产党有密切关系，是否共产党员，我不知道。但当时我存在他们为共产党做事，就是共产党员的幼稚思想。我想找党，到解放区去，是有思想基础的。多年来，我以参与帮会等形式密谋联络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活动。1939年，在兰州洪恩街吉祥小店，经殷世雄介绍认识了杨友柏。[7]殷给我讲了解放区搞土改的情况，后来蒲万祥也给我讲了共产党领导抗日的事，印象很深，就想找共产党。但当时找党很难，好不容易找个线索又断了，先后反复过多次。
1947年6月，我在平凉法院街找到了吴建威，他以开经营香烟杂货小铺为掩护，保持和任谦等方面的联络，小铺实际是地下党的联络点。我住下后，吴问我来的目的。我说要求他介绍我到陕北去找共产党加人党。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加入共产党很严格，要经过长期考察和严格审查，要办手续。吴说：“对你，我们早有考察，你来了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个甘肃共产党最大的负责人。”第二天，吴引着一个身穿布衣，脚穿麻鞋，手里提着草帽的人来小铺子，介绍说：“这是任谦的外甥娃，庆坪的帮会头子，走的穷人路线，常和地主作对着呢，现在要到边区找党去。”来人说：“那很好，我们现在正需要这种人。” 吴到门外放哨去了，我们两人谈话。我问：“贵姓。”他答：“方林（当时高健君[8]的化名），地方的方，林木的林。”他知道我的目的后说：“对你，我们已经考察很长时间了，情况早有了解。你要求加入地下党，我们欢迎。不过，你不要去边区，去了也就派回来了。敌人封锁线上严的很，来往危险大。这里很需要人，老伟介绍你入党，候补期半年。入党后赶快回庆坪去建立党组织，那地方很需要党组织接待来往的同志。”再没有办其他任何手续，由吴介绍，高健君批准，我就入党了。方林交代任务：一是物色发展对象，一定是要经过残酷斗争证明被捕宁死不屈的坚硬分子，重点放在甘南起义失败后尚存的坚强人员中，这些人和国民党有血海深仇；二是单线领导、纵向联系，不发生横的联系；三是慎重隐蔽，积极开展工作。方硬给了十八元金圆券的零用钱，说走的路费他另给。我说：“不要了。”问：“我回去以后，在哪里找你，怕几年又找不到组织。”他说：“我派人找你。”后来我走的时候，方硬给了我九块银圆。我用这钱背了些布，其中的两块用作了家计（解放后审干和文化大革命中我都作了交代）。
我入党后，没马上回渭源。据我所知，任谦密谋反对国民党政府由来己久，办过“自愿兵团”，以组织帮会名义开过“后续中华山堂”，在陇右地区很有影响。他利用平凉保安副司令职务的方便，掩护了地下党的许多人，这时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方林给我说：“任谦是掩护我们的大树，宁损千员将，不折一个帅，要保护好任谦。你和任谦是舅舅外甥关系，往来联系方便。”按照方的安排，我在平凉和吴建威住在一起。一月后，吴去边区（当时没有给我说），我留下照看他的铺子。国民党省政府下令调任谦去省，任谦和平凉专员周祥初（周的继母是任谦的四妹，周和任谦是甥舅关系，和我是表兄弟）商量后，向省政府谎报说华亭县闹学潮，任谦处理学潮去了，不能脱身。不久，国民党省政府又来了第二道调令，周当即谎报任谦已去西海固巡视。任谦决定借到西海固巡视名义，带我去边区。他给了我一支20发手枪，问我“会打吗”我答：“会打。”他说：“这次我们出去，看情况不对，就打着冲出去，你行吗？”我答：“行。”第二天，任谦、我，和另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我们三个人、三枝枪，从平凉向西海固出发了。刚到西海固，周祥初来电话说家有急事，要任速回。我们回到平凉后，肖焕章来给我说：“任谦住在这里很危险，一是国民党政府要抓他，二是明的不行暗杀，三是周祥初滑得很，靠不住，怕必要时拿他献功，四是要任谦把大烟戒了，不然必要时连路都走不动。”我将肖焕章的话全转告了任谦。任谦说：“周滑是实，但抓我献功会遭全省人的骂，周是会考虑的。暗杀我有准备，随时能隐蔽起来，明抓可以防。现在还能住一段时间，住比走有利，能多掩护些人。万一被暗杀了，只是我一个人，无大损失。”我说：“那戒烟呢？”他说：“明天就住医院戒去。”第二天他就去住医院，真的把大烟戒了（后来，国民党省政府派人来抓任谦，任谦在党组织安排和周祥初的掩护下，安全去了边区。当时走的时候情况紧急，我不知道）。
肖焕章要我赶快回庆坪去建立党组织，保护任谦的事由组织另外派人负责。接此指示，我于7月底8月初回到了庆坪。遵照方林在平凉给我谈话时交代的原则，我开始物色发展党员的对象。第一个是甘南民变中当过义军团长的任生华（我妻堂兄）。经个别谈，他完全同意入党。第二个是甘南民变的暗中组织者黄明．再是甘南民变的支持者、小学教员罗文仓，还有李增明，他是任谦的妻弟，地主、保长（从亲戚关系套，是我舅舅），有掩护我们的条件。我准备先发展任生华和黄明，次发展罗文仓和李增明。
1947年，大约是八月下旬，杨友柏和牙含章（化名康明德，过去我不认识），以贩布作掩护来我家，杨介绍我认识了牙含章。牙交代：我直属中共陇右工委领导，与他直接单线联系，由他给我布置具体工作。牙又单独给我交代：“发展党员，一条是废除旧债，与国民党有深仇，二条是平分土地，三条是解放农民，再是绝对保密，如被捕，宁死不暴露党组织，不暴露任何同志，宁死只一人顶去。经过严格考验，确实符合这四条的，才能发展。我向牙汇报已发展了任生华、黄明二人，还有四个对象（其中有我堂弟王应达），简单说了四个人的情况。牙同意，说他下次来找已经发展的党员个别谈一下。大约8月底9月初，牙仍和杨友柏一起来庆坪，任生华家在离我家十来里远的任家磨，黄明是临洮尧店人，离我家四十多里，没联系好，没有见上，只和罗文仓谈了。牙含章给我交代：有三个党员成立支部，九个党员成立总支。牙要我成立总支。我意见先成立支部。他同意，并指定我任支书（文化大革命中我接受审查时，牙含章的证明：我是他指定的支部书记）。至此，渭源庆坪党支部正式建立。牙指示：渭源庆坪党支部成立后的任务是严防敌人破坏，护送来往同志，收集敌人动态，积极慎重发展党的组织。绝对保守秘密，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妻子。
3.庆坪党支部成立后的活动
1948年元月，杨友柏和牙含章来我家，指示要发展任竞成入党，叫我先去和任竞成谈。我问：“他是地主、大官，还发展他呢？”牙说：“已经研究定了，你说去。”我在路上想，李俊被捕后，任竞成帮了忙，给我通过消息，以后有掩护我们的可能。再是他管渭源全县的自卫队，可以争取这批武装力量。我到任竞成家，先对任说：“孙中山闹革命的时候，甘肃只有李拔贡一人参加，甘肃太落后了。”任问：“此话何意？”我说：“家乡青年对你抱的希望很大，你应当带领前进，现在进步组织应当参加。”他问：“什么组织”我答：“共产党。”他问：“栗栽（任谦的字）参加了没有？”我说：“早参加了。”他说：“栗栽参加我就参加。”刚说好，牙含章和扬友柏也赶来了。任竞成出去打水，他俩问我：“说好了没有？”“我说：“刚说好。”任竞成打水回来，牙说：“运昌已经给你谈了，我们来就为这个。”任问：“举行仪式吗？”牙说：“不。”这样，任竞成就由我介绍入党了。
敌保安团机枪中队长虎登山，当分队长时因贪污事，大队长王武烈（我的朋友）要惩办他。虎是甘南民变的同情者，和我关系可以说情投意合。我对王说：“不要惩办，此人以后有用。”王采纳我的意见，没有惩办。我自认为发展虎入党很有把握。但经谈，他坚决不同意参加。我说：“你不参加可以，但一定要保守我的秘密。如果你说了，我就说你是共产党，是你发展的我，我叫你先死去。”他接受了，也确实保守了秘密。1949年夏天，虎赶到岷县找见我，要我证明他是我介绍的地下党员。我说：“共产党不能拿原则做人情，我不能证明。”他还生气了。我说：“当时你不想参加共产党，贪污下钱，有兵权，怕共产党共你的钱、夺兵权。”我又问：“你的手枪来？”虎说：“哎，我80元买下一支左轮枪，现在交给你用去，你证明我是你介绍的党员。”我说：“枪我介绍你交给当地政府，党员我不能证明。”后来，渭源县政府的马县长告诉我，虎把枪交给他了。虎再后来怎样了，我不知道。
我们的联络点设在雇农苏根保家，是谁设的我不知道。一次，牙含章到了联络点，叫人把我找到苏家，这次有高健君和毛得功。牙要我另外找个地方，把任安、任权（任谦的五弟）和任生华等叫来，研究工作。我在找人过程中想到李增明家有座碉楼，就找他，说要在他楼上议事。李害怕，表示不敢要。牙见李的态度，说“我们走，这里不能用，以后不要管李了。”我说：“李是恶霸，有势力，现在不控制、不管，会破坏得咱们走投无路，现在控制住，等解放了以后再说。”牙同意（解放后，李被判刑，在劳改中死了）。我向牙和毛得功建议：为往来方便，在距临洮30华里的尧店和60华里的庆坪街上，各建立一个联络点。他们略做考虑后同意。但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建立起来。
7月终或8月初，我们的六个同志在庆坪北山青冈岔闫子俊家，和敌联防巡逻队遭遇，冲脱了四人，陈正刚、杨吉希战斗牺牲了。任竞成派人把我叫到他的自卫队总部，要我赶快跑。说：“敌人抄了闫子俊家，把闫子俊的女人抓到定西拷问，拷出：遭遇的人不是土匪，是共产党。渭源县当大官的有八人，除被打死的两个还有六个。敌人还从打死的人身上搜出的名单上有你，正在搜捕。要把你捕起来拷问，暴露了，我们都活不成。”我说：“你放心，绝不会有名单。就是把我捕了，我有骨头哩，绝对不暴露任何人！你安心当副总队长，随时把敌情告诉我。”他还强调我跑有利的道理，并给我写了到靖远找他旧同事刘天一的介绍信。我说：“一是情况不实，二是没有组织的指示，我不能跑。”
8月，牙含章、高健君和杨友柏来到联络点，叫我到苏根保家。谈工作中，我提议消灭对我们破坏很厉害的张介侯。牙起初不同意。我说：“张是满清时代平凉镇守使张兆的胞弟，现渭源县参议会副会长，红军长征时，带民团打红军，甘南民变时残酷镇压民军，国民党政府授予了剿匪英雄功臣，送了锦旗。平时无恶不作，对我们处处监视，破坏极大。”杨友柏说：可以杀，我们按锄奸政策处理他。”要我找个能隐蔽二三人的地点，找好待他们再来派人去做。他们走后，我到北山找见与张介侯积怨很深的地主赵彦虎，说：“我要为你报仇。”他问：“报什么仇？”我说：“你与张介侯有仇，我把他杀了，就给你报仇了。”他问：“咋办法？”我说：“把你家的高房借我用几天，隐蔽二三个人，等着在山路上把张介侯杀了。”赵同意了，我回家只等杨友柏派人来了行动。我回家的第二天，赵彦虎赶到我家说：“你们把人杀了，草帽一提，屁股一拍，土都不沾走了，我一家人受连累。借高房的事不成。”这次利用地主间的矛盾打击恶势力的努力没有成功，消灭张介侯的事再未进行。
陇右工委的同志隔三岔五的到我家来，虽然来的时候尽量隐秘，但时间长了，一个小山村往来的人多了，还是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开始监视我家。还是在8月，杨友柏来到联络点，着苏根保叫我去，说要在我家谈工作我说：“为避免叫人发现，夜里你们从沟里来。”当夜，他们来的时候没从沟里走，走的大路，被李增明的长工王壮碰见了。第二天，王到处说“碰见了四个带枪的，他们再没处去，往王运昌家去了。”造出的风声很大。我找李增明，李增明斥责王壮说：“那是省政府的便衣队调查王运昌来的，如果惊动了王运昌跑了，杀你的头。”这一下果然刹住了王壮，但消息已经传开，庆坪乡政府对我盯得更紧了。我不便继续在当地工作。不久，牙含章、高健君、毛得功和一个口音陇西的人（我不认识）来家，我汇报了情况，说家里我不能再呆了，要求离开本乡，外出另做些工作。牙问：“往哪里去？”我说：“去保安队或自卫队，做些兵运工作。军队情况我熟，能隐蔽住。牙同意，并指示到兰州找韩炼城，并说：“不论到了哪里，先给家里写信，我们知道你在那里，如果出了问题，好营救。马匪军中千万不能去，控制的很严。”毛得功说：“到军队去要小心，军队工作不好做。”
我在渭源县庆坪党支部的工作就此结束（文化大革命中我接受审查的时候，牙含章写的证明材料，只证明了我在渭源县庆坪党支部工作的情况，没有证明派我去做兵运工作的过程。后来，省保卫部专案组通过其他同志搞清楚了我的这段历史）。
渭源县庆坪党支部没设委员，也没来及成立总支。经牙含章同意，我走时支部工作交给任生华、罗文仓二同志。解放后，任生华担任渭源县庆坪乡乡长，罗文仓在渭源县法院工作（后任院长），任竞成同我到革命大学学习，李增明在渭源县庆坪区任干事，黄明在临洮尧旬区任区长
二、兵运工作历程
1.被捕入监，营救出狱
我到兰州后，住进西关小店，打听韩练城，但已经失踪了。组织介绍的线索断了，只好找任谦的友人。任谦已经跑了（去边区），他们不认我。同组织断了联系，本乡又不能回，孤身无援，生活无着。此时正值国民党扩军成立保三团，我就持在保五团任分队长的任令报了名，但查出我从保五团在逃的通缉令而被捕，押在兰州贡元巷监狱。此监狱属国民党甘肃保安司令部管。1949年元月，我住的监房关进两个交通银行的人，当即带上脚镣。过了两天，我问其中一个叫李芳荣的因什么被押？李说：“共党嫌疑”。我说：“头脑放清醒，只是嫌疑，把保安司令部看渺小些，就不怕了。法堂上不该说的话，宁死不说。”有交通银行营救，他两个关押时间不长就释放了。李芳荣临走时：“老王，多亏你提醒我。”他出去以后，拿着馍、香烟来看我，说：“如果放你要保人，就给我捎信，我保你。住处我给你准备好了。”不久，我住的监房又关进了国民党少校团副张保卿。张是渭源县人，过去认识。闲谈中，张说：要找个线索找不到，听说你就是。”我问：“什么线索？”张答：“共产党”。我说：“我不是。你如果在这里说我是共产党，我就说你是共产党，要发展我，要你先死。”他说：“绝对保密。”我说：“等出去以后，共同找线索，但毫无把握。”(1949年10月，我在革命大学学习时遇见他。他说他是我介绍的党员，组织承认，派他到工作团工作。我知道此事后，给当时省委组织部长高健君如实汇报：张不是党员）。
1949年2月，周样初调任国民党甘肃保安副司令兼师管区司令。我以表弟名义给周写了一封信。说：现职军人在逃，罪总不至枪毙。但监狱一天只给四两糜面散饭，吃不饱，就是不枪毙，也会饿死。你赶快把我放了！我父亲借了些钱，从老家赶到兰州来监狱看我，错过了探监时间，又等了一个星期才见上我。我父亲拿的钱本来就少，又住了一星期，只给我买了两个锅盔，又叫三道岗哨的哨兵一人掰了一大块子，到我手里只有半个了。我父亲说：他以姨夫身份找见了周祥初，周答应到职后设法放。我父亲把半个锅盔给我，哭着回去了。一天，自首犯、犯人伙委李兴初对我说：“刚才保安司令部来电话，命令叫放你，你准备出去。”紧接着监狱正式通知放我，派了两个兵把我送到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军法官拿出档案说：“周司令头一天到职，第二天就下了放你的命令。你看，我们早就报了要放你，主席（指省政府主席郭寄桥）不让放。”我翻看档案，确有监狱要求放我的报告和郭寄桥 “不可，严办”的亲批。
军法官又讨好地说：“昨天周司令又说了，我们当时报上去，今天批下来，立即放你，多一个钟头都不押。”他命送我来的两个兵，跟我出去找保人。国民党的这道手续是抓钱的，他们已经知道我是周司令的表弟，也知道我没钱可给，没有打算要钱。我在去找狱友李芳荣过程中，在双城门内碰见了跟过任谦的任璋和王学成，我叫住他俩，说了入狱和找保释放的事。他们说：任竞成已到兰州，准备当营长，现在住青年会馆。我们即去找见任竞成，说明了情况。任竞成着任璋和王学成以连长身份保我。他们对保后我被放了（文化大革命中，军管会说我是共产党员，被抓进监狱没有死又出来，肯定就是叛徒，以“叛徒”被“群众专政”了两年多）。
2.从事兵运
出狱后，我就在青年会馆和任竞成住在一起。第三天，在青年会馆东边一小院碰见一个戴礼帽、墨镜、口罩，穿呢子大衣的人。在转弯的没人处，他先问我：“哪天出来的？”我从声音听出是牙含章。说：“前天出来的。”他指着东南角一小房子说：“今晚八点，到这搭来谈谈。”“晚上我准时去，他一个人坐着。他说：“受苦了，这次很危险，出来就好。给家里去信了没有？把老人急坏了”我说：“还没有。”他给了我两元八角金圆券，要我先给家里去个信，理个发（监狱规定在押犯不准理发）。我说：“在兰州知道我的人多，不好工作，派我到河西去做点工作。”他说：“河西马匪控制的很严，咱们去了两个同志几年了，不能工作，停停待着呢。你是哪里不要去，就在任竞成一块，等着解放军来，咱们就要干呢，不然干的时候找不到你。”我说：“刚过江，什么时候能来？”他说：“四五月就来了。”我说：“就要等到八九月了。”他说：“不管迟早，你就在任竞成一块。”遵此，我就继续住在任竞成的营里。为掩护方便，任竞成给我安排了个排长。三月，任竞成的部队开到陇西，准备征兵。在陇西，我认识了甘南民变的一路司令、当时在国民党部队当连长的王国栋，还找见了1939年就认识的朋友蒲万样（地下党员）。三月终，任竞成要我去渭源招自愿兵。我在渭源找见了甘南民变中当过营连长的邓华、祁风鸣等八九个人，说：“今天为甘南民变牺牲同志报仇，求解放的时候到了，我是排长，你们来当班长，不是为当官，是为牺牲者报仇，为迎接解放，你们跟我走。”他们完全同意。另外招了十几个青年，返回了现在陇西。邓华等人是这批人当中的骨干。
4月，我们得知国民党刘满天、黄宗勋的两个军开赴西安，他们的武器很好。我找蒲万祥商量，到鸭儿峡下他们运输队的枪。蒲万样说：“没组织指示，不能动。”我说：“送上门的礼物不收，对不起。”蒲万祥说：“人家（指敌团长李耀祖，此人很反动）不同意。”我就和邓华、蔡林等地下党员们商定，单独秘密准备，地下党员去各连组织骨干；下枪回来后，先在陇西北关的大麻地里隐蔽好，通知我，我的人以打野名义出来，给他们带上军衣，接他们归队。刚准备好，蒲万祥又来找我，说也同意干。我们取消了原商定的计划，找王国栋说了下枪计划，他同意。我们商定：我、蒲万祥和王国栋各带一个组，共二十几个人。我的组有三支手枪，我的二十发手枪只有十发子弹。蒲万祥组有20发手枪一支，王国栋组有三把盒子枪一支，子弹不多。都改装为学生、打短工的和担贩。这时，何子俊又带十几个人、三支枪来和我们汇合，增强了战斗力。我们提前赶到鸭儿峡后分散埋伏在公路两边，等敌人的运输队。第二天上午约十点钟，敌人的运输队果然来了。全是群众的马车，装着枪支弹药。押送的人不多，带队的是一个中校。我们冲上去把他绑了，一个尉官跑了。我们尽量背了弹药，把那个中校教训了一顿释放了，撤到几十里外的山上，在一个农民家里买了些牛料（磨半碎的大豆）煮上，和了些酸莱，吃了顿饭。我们枪多了，弹药充足，就商量再到天水关子镇打它一下。两天两夜赶到武山附近的一座山上，派人去联络在国民党部队当营长的地下党员赵希武。赵派人送来情报说：敌人派了两个团围剿我们来了。我们即往陇西回撤。三天两夜，走到陇西附近的山上。离开几天失去了联系，情况不明，不敢贸然进城。等到夜间，我带两个人从城墙趴进去，先打探。探明情况无变化，就一面通知蒲万祥和王国栋，一面给何子俊安排了休息的地方。我们在陇西鸭儿峡伏击敌军的运输队，是没有上级组织指示的自主行动，夺了些武器，补充了我们的不足。
4月终，蒲发荣找我，说：“云山（毛得功化名）叫你去。”夜间，我赶到离城十里左右北山一家人家见到毛得功，汇报“王国栋的连、任璋的连和我所在的三个连已经准备好了，可以拉出来。”他问：“有多少人，多少枪弹，多少军衣？”我说：“一百多人，枪弹我们下了些敌人的，够用，军衣很多。”他给了我一张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一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党的正式文件）。他说：“很好，我先去天水，等我回来就干。” 五月初，还没等他回来，部队接到命令开往漳县。这时，周祥初任命任竞成为补三团团长。我们准备任竞成走后，就拉出已经联络好的这三个连。任琳给团长李耀祖说：任竞成走了，王运昌就会把三个连拉走，所以李耀祖不让任竞成走了。我们依情况估计，我们把部队拉出去，任竞成确实会有危险，只好随部队行动，到了离陇西60华里的杨家山宿营。任璋等三个连的地下党联络人来问：“咋办？”我说：“一是没联系上组织，没指示，二是任竞成没走，我们拉出去他有危险，三是部队多的是新兵，没有战斗力，不能盲动。”部队开到漳县盐井镇住下后，任竞成赴任去了，任琳接了任竞成营长职务。这时，我处境困难，李耀祖派他的机枪连驻在我所在连周围监视。我们几个地下党员和联络好的骨干，枪不离手，随时准备战斗。任琳找我，说：有一个保安中队正往岷县开（这个中队长我认识），要我去收编过来。我一问，才知道这个保安中队开过去已经三天了，明白这是他对我不放心，马上就要解放又不敢杀，打发我走的办法，就接受了。回连后，我对蔡林等骨干说：“我马上走，不回来了。你们能带枪就带上，不能带就人跑出来，不要跟他们去。”即离开了。我怕任琳派人在路上暗杀，没有走大路，从山边赶到山岔，找见任竞成，说明情况后住他的团部。任竞成任安排我做团部连的连长（文化大革命中，先以“叛徒”把我“专政”起来后来，调查的人回来说，牙含章证明：王运昌是他指定的支部书记，认识的地下党员很多，王运昌在押期间，我们的同志没有受损失，王运昌不会叛变。“叛徒”被否定后，军管会根据我当过团部连连长，用中央发布的“公安六条”套，我符合“连长”标准，把我的罪名换成了“历史反革命”。虽然我再三说明，我是党派去的，连长是掩护身份。但还是被继续“群众专政”，完全失去自由好几年才从“牛棚”里“解放”出来。解放后，我一直做监狱的领导工作。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却演出了地下党员因为被党派到国民党部队做地下工作担任连长而长期蒙冤，共产党的监狱长关进“牛棚”“专政”的悲剧。）
三、参与周祥初部起义
1949年6月初，周祥初率保安处、师管区两机关并带储备物资，从兰州开往岷县，途经山岔，我去见他。周要我先去把渭源、陇西、会川三县自卫队收起来，防止这些武装扰乱地方，安排组织迎接解放。事后速到岷县。周交他给此三县写的命令。同时，我接到陇右工委要我们先把任竞成这个团拉出来的指示。我和任竞成商定，借回返机会，我先去找陇右工委取得联系，请求进一步的指示，他随后把这个团带到渭源县莲峰镇等候。我到渭源锹峪川后，知道夏尚忠（渭源人，陇右工委游击队的司令）刚下了国民党部队一个营的枪，驻在此地，就去找他。哨兵报告后，夏派人把我接进去。第二天，夏带我见了工委领导王建中（陈致中[10]化名），向他汇报了情况。王建中问我：“该团有无作战力，”我说：“没有。”他指示：“那就在莲峰住下，等解放军来了整编。我要他给任竞成写了指示，即返回莲峰镇。我返回莲峰镇后得知，任竞成在他手下三个营长要求下，把队伍带到离莲峰镇三十余华里古子平（山沟）。我顾不上休息，急忙赶到古子平。任竞成和他手下的三个营长正在开会。三个营长对我摆出战斗姿势。我生气的问：“你们为什么把队伍带到这里来？”一个营长说：“不带到这里来，解放军来就把咱们冲化了。”我说：“解放军嫌咱可怜着不打，解放军把这个有什么打头呢？”另一个营长说：“就是解放军不打，游击队就把我们吃掉了。”我说：“只要你们听话，游击队冲击的事，我可以负责。”又一个营长指着我说：“老兄，你给咱们把外交办好，不然咱们会吃亏。”我说：“只要听话就不吃亏。”会散后，任竞成对我说：“我愿意起义，三个营长不同意，咋办？”我说：“你召集三个营长单独开会，对他们讲明，起义原官保留，不起义性命难保。”后经讲明利害，两个营长同意起义，姓何的营长还是不同意起义。我叫任竞成把何营长关起来，命令他的营缴枪。任竞成正在考虑中，解放军一兵团四师先头部队已经到了莲峰镇，派人送来联络信。任竞成和蒲玉即去四师联系。经过两头来往联络，将该团仍带回峰镇，归于四师改编了（文化大革命中，批判我的时候，硬说我给革命队伍埋下了一大堆“定时炸弹”）。
任竞成这个团原有地下党员任琳、任璋，我在这个团又发展的地下党员是马福祥、常维范、石国珍、龚龙俊，还有一个我记不起来了，这位同志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但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实在很对不起这位同志。现在能记得起的，只有这几个。
我们办完渭源、陇西、会川三县的事情后，到了岷县。周祥初按照解放军四师任辰参谋长的指示，召集军长王治岐、鲁大昌等开会。会上，周祥初说：“现在大势已去，我意见咱们组织起义。”王治岐说：“你起你的义，我下余一卒一枪要和他（指解放军）干到底！”鲁大昌说：“1936年我用老毛瑟都把他（指长征时期的红军）打跑了。现在你（指周）这样多的人和枪，起的什么义？稀松！”会就这样散了。会后，王治岐带一个卫士排逃武都去了。我们和周祥初商议，提议：1.周祥初自任西北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以此名义为收容国民党残余军队；2.根据实际悄况，采取凡来降者，军官官升一级的办法（如陈书波是原国民党正规军团长，周将陈升为师长)。周说：“我们现在收容的部队，有正规军，有保安团，有自卫队等，情况特别复杂。‘解放’两个字暂不适宜。”他决定将我们提议中的西北人民解放军，改为西北人民自卫军。他以中央委派的名义任总司令，加夜印了一批布告各处张贴。此时兰州刚解放，周立即要我和任竞成到兰州，联系西北局派任谦或韩连城赴岷县协助他组织起义。
我们行至临洮，碰见西北局派赴岷县协助周祥初起义的任谦和西北局的几个同志，就又随任谦返回岷县。任谦分配我的任务是，接待处理甘肃找他的人。在岷县组织周祥初部起义，上至任谦，下至我们，都单独进行工作。任谦、西北局交际处副处长吴仙乔、政治部副主任李天成，他们做周部师一级军官的工作。我分工做保五团中队长文蔚起、吕希坤的工作。中心是通过他们，首先阻止高攀贵化整为零，继续与人民为敌的阴谋活动。我们直接与高攀贵谈判起义。高态度相当圆滑，以不表态的办法，拖延时间。经我们先后谈了三次，他方表示听任谦和周样初的话，同意起义。
经两个多月的曲折工作，起义大局已定，但仍然存在不统一的问题。如陈建波时刻准备逃跑，保三团高攀贵等化整为零逃跑。此间，解放军警四团和62军部开来岷县。周祥初在任谦、62军协助和警四团的有力配合下，于9月组织开了大会，通电起义。
起义大会后的第三天，周部一个师的部分人，图谋暴乱。我发现后即报告任谦。任和周立刻叫来该师师长，严令该师部队不准暴动。正当任、周和该师长在房里谈话的时候，外面已有几处吹着冲锋号，机枪架到了房上，暴动架势已摆好了。我立即找到事前已经和我取得联系，驻防岷县西城的吕营长（我介绍人党的地下党员，名字不记得了），我说：“你是共产党党员吗？你今天把枪架起来准备打谁？周祥初是起义的部队！”吕问我：“那怎么办？”我说：“先把你部队撤下来，枪口倒转过去打他们，保护周祥初起义。”他立刻按我的意见去办了。暴动的架势也散了。
周的起义部队，由任谦与62军黄副军长进行整编，交62军指挥。对整编下来的原国民党军官用参观团名义分批输送兰州集训。
这段任务结束后我由中共甘肃省委介绍，进人革命大学学习。
注释：
[1]毛得功，甘肃渭源县人，中共地下党陇右工委负责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甘肃定西专员等职务。
[2]牙含章，中共地下党陇右工委负责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甘肃临夏专员、省政府副秘书长、中央民族研究所长等职。
[3]任谦(1906～1985)字粟栽， 1906年10月出生在渭源县庆坪乡。早年追求革命，曾在冯玉祥部、鲁大昌部任营长、副团长。1940年8月，任谦借国民党军政部令兰州师管区召募“抗日志愿兵”之机，从渭源、漳县召募志愿兵2000多名，编为“甘肃志愿兵团”，任为团长。
[4]萧焕章，中共地下党陇右工委负责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天水军分区司令员。
[5]吴建威，中共地下党陇右工委负责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任甘肃省商业厅保卫处长、甘肃省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党委书记。
[6]时任渭源县长。
[7]杨友伯，中共地下党陇右工委负责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甘南军分区司令员。
[8]高健君，中共地下党陇右工委负责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甘肃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等职。
[9]周祥初(1896～1974)，名玉麒，字祥初，渭源县人。1922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5年起在国民军任旅、师参谋长，参加北伐战争。后任陈诚18军任军部参议、52师参谋长、43师旅长、副师长、师长。1938年任第20集团军87军中将军长，率部参加长沙保卫战。后经章伯钧、杨子恒介绍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回甘肃闲居。1947年任甘肃省第二区(平凉)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与时任平凉保安副司令的任谦默契配合，协助并掩护中共在这一地区的活动），1948年6月，掩护任谦进入陕甘宁边区。1949年初调任甘肃省保安副司令兼师管区司令。7月，率部队和存储全部物资撤向岷县。同时联络173师师长陈叔钵、甘肃保5团团长高攀桂等集结岷县，成立“甘肃省自卫军总司令部”，周自任为总司令，邀保安司令黄正清和洮岷路保安司令杨复兴共商起义事宜。随后在一野总部委派任谦协助下，于
[10]陈致中，中共地下党陇右工委负责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武都地委书记等职。
整理后记
一、文稿来源
家父生前写就回忆地下党时期的文稿两篇，一篇是一个细提纲式约4000字的回忆。正文后附有五条补充，用的是“酒泉电机厂革命委员会稿纸”。另一篇家父为渭源县党史办征集党史资料所写的有17000多字的回忆文稿，文稿是用“中共酒泉县委稿纸”写的（我于1983年由中共酒泉县委调甘肃省委党校），此文稿由我用红色圈珠笔作了些须修改后，送渭源县党史办。渭源县党史办给我寄回文稿复信落款的时间是“1984.6.1”。由此判断，此文稿写成于1982～1983年期间。
二、整理原则
本人任省地方志次官七年，懂得尊重史料真实的重要性，恪守职业道德，在整理中只合并同类项，将原文的补充分别加入相关部分，并就个别错别字和标点做了自以为是的改动。其他一如原稿，绝不敢妄改。
将家父留下的文稿整理出来，使尘封的史实告白于天下，不唯了我个人夙愿，更是对先烈的慰籍！
我在整理家父生前文稿过程中发现，党的地下斗争时刻攸关性命，正如家父生前所说“头在手里提着呢！”绝不像电影和电视剧中那样轻松、那样浪漫。
※王运昌（1917-1987）甘肃渭源人，1946年加入中共甘肃地下党、任支部书记，建国后长期担任监狱领导。
※王杰（1948-）王运昌之子，原甘肃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现任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
来源：定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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