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原

党委和党委会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委员会的简称。《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规定：“凡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委员会”“凡是党员不超过十人的地方委员会，应设书记一人；超过十人的应设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一人；超过30人的，应从委员会的委员中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当时的中央领导机构称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五人组织之”，地方有两个支部以上，“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许可，区执行委员会得派员至该地方召集全体党员大会或代表会，由该会推举三人组织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到中共五大，中央执行委员会改称中央委员会，沿用至今。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写作背景：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

党的委员会的组成及其工作机制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成熟。1942年8月29日，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其中规定：“根据地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因此，确定中央代表机关及各级党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这就是说，党的委员会是各根据地的最高领导机构。为明确这个《决定》的要求，中共中央于1942年12月1日又发出了《中央关于建立各级领导核心的指示》，规定在军区、分区两级建立领导核心，只留三个主要负责人，分负党委、政府、军队责任，其中一人为书记，是领导核心。由此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各地领导机构调整的基础上，中央机构也进行了调整。1943年3月16—2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明确规定了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权责。这样，就在全党形成了一套上下畅通的党的委员会的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

的中央至县一级的委员会一般分为常委会和全体委员会。党章规定，在社会基层，一般正式党员超过100人以上的单位可设立党委。有些重要单位，党员数虽然不足百人，也可设立党委。党委下设若干总支或支部。“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委员会成员要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总而言之，党委会是中国共产党发挥正确领导的组织机构和工作机制。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是毛泽东在1949年3月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时总结讲话的一部分。当时，全国革命胜利在望，中国共产党即将由一个革命党转变为一个执政党。毛泽东充分认识到这是党的一个转折点，“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面对新任务、新问题，“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他形象地把入主北京比喻为“进京赶考”。在他看来，能否考及格，关键在于能否保持并进一步发挥党的正确领导。而要发挥党的正确领导作用，作为各地区各领域最高领导机关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乃是关键中的关键。

这是一个政权即将更迭的特殊时期，建设新中国的任务，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从未趟过的一条“大河”。如何赢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如何树立一种崭新的领导形象？其中，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如何干工作。而由于革命胜利的迅速到来，党内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存在着“本领恐慌”的情况。一是干部队伍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二是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是前所未有的。对此，具体地指导各级领导干部如何当领导、如何干工作，就成为全党面临的紧迫问题。1934年，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形象地打过一个比喻：“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能否安然过去，“桥或船的问题”至关重要，《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就是毛泽东为全党准备的“桥或船”。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根本要求：先民主后集中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对民主集中制的论述。毛泽东后来说，“民主集中制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方法”“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怎样运用这样一个方法呢？根据毛泽东的解释，就是先民主，后集中。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

先民主的第一个做法，是善于听取有益的建议。比如，1949年之前，李鼎铭提出的精兵简政，粟裕提出的作战方案都被毛泽东和中央虚心接受。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一个人搞不完全，要依靠大家来搞，这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方法。”也就是说，发动大家出好主意。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他批评有些领导，根本不同人家商量，不大愿意听不同的意见，只愿听相同的意见。与相同的意见谋得多，与相反的意见谋得少。毛泽东说，既然有人提过不同的意见，你就谋谋他，看看他的意见怎样。

先民主的第二个做法，容忍批评并善于在骂声中改进工作。毛泽东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但是，有些干部不是这样，“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古人就提倡兼听，共产党应该更能兼听。”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晚年通过反思苏联的政治体制，曾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即民主的真谛在于当权者是否容纳反对的声音和意见。是否民主，就看有没有批评或骂声。当然，挨骂的时候，“总会有些不舒服和难过，这是正确的”，当政者就是不能太“舒服”，要善于倾听骂声，否则就会丧失上进的空间。

害怕批评，遇到挨骂就紧张，无非是担心影响执政地位。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南辕北辙。他告诫党的干部，“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这种警示是振聋发聩的。其实，对于当政者来说，可怕的不是批评或挨骂，而是冷漠。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有批评声音”“说明我们的百姓还信任党和政府能够接受批评意见”。所以，他说，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批评或骂也是一种爱，是“爱”的另一面，就像父母对孩子。如果人民群众对当政者连批评也懒得做了，表明已彻底放弃希望，这恰恰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提倡，党要“高价征收批评”。因为批评对于执政者来说乃是一种苦口的“良药”，一种曲折的拥护和爱戴。

先民主的第三个方法，领导班子中要开展真正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促使党的政策正确的一种工作方法。毛泽东多次强调，作为领导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要不犯错误，关键是要善于听取和采纳各方面特别是反对的意见。在毛泽东看来，批评即是帮助。“就是明明知道某些批评是恶意也要听下去，不要紧嘛！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领导者如果对“不同意见”和“批评”无动于衷，就等于失去了鉴戒之境，迟早会犯错误。

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该集中的时候一定要集中，民主的目的最终还是要集中，只有集中才能做事。1958年，毛泽东曾明确地说明了这样一个原则：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中央决定，各方去办。他还一再强调党的领导是一元化，不能政出多门。

对于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毛泽东还用过一个成语：多谋善断。多谋，就是民主；善断，就是集中。毛泽东多次谈到三国时曹操的谋士郭嘉。在1959年3月召开的郑州会议上，他说郭嘉给曹操出了很多好主意，如打吕布、打袁绍、打袁绍的儿子袁潭和袁尚，都取得胜利，曹操称道他：“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他38岁就死了。赤壁之战时，曹操想他，说这个人在，不会使我处于这种困难境地。《三国志·郭嘉传》值得一看。

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说到郭嘉，说郭嘉批评袁绍多谋寡断，有谋无断，没有决心，不果断，结果官渡之战就打了败仗。所以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多方面商量，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多看看各种材料、各种方案，善于判断，善于下决心。有谋还要善断，谋的目的是为了断。他批评有些人就是少谋武断。1959年3月2日，毛泽东在郑州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1959年6月，毛泽东在同人民日报社负责人吴冷西谈话时说：“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毛泽东一再称赞郭嘉，批评袁绍，目的就是为了让各级干部都多谋善断。从这个意义上，民主集中制也就是很多古人都说过的，“谋之以众，断之以独，疏之以导，策之以励”。

历史意义与现实启示

近年来，有关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成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历史进程的多面性和多样性。然而，如果从中共本身去考察，其成功的原因可能远没有那么复杂。革命是干出来的，了解一下中共内部是如何干工作的，可以更直观地理解其为何在面临那么多问题的情况下还能取得成功。长期以来，学术界还比较侧重于从理论的角度来探讨中共的发展壮大。实际上，在中共的日常工作中，起作用的主要是方法。其形成的一套自上而下的工作方法，具有明显的现代性；如果从近代中国转型的角度来看，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独特的创造。

毛泽东常讲，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可以说，毛泽东提出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即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具体运用。同时，它们也是毛泽东对党以前实际工作经验的总结。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已走向成熟，由几十个人的组织变成了一个即将掌握全国政权的大党，形成了一整套正确有效的工作方法。因此，这十二条方法既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要求，又体现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方式。值得注意的是，以往人们大都关注的是毛泽东的理论著作，而对这样一篇专门讲方法的至今仍在发生效用的著作，长期以来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其实，方法乃是推动中国共产党走向成功的更为直接的因素，这篇著作可以看作是了解中国共产党内部动员机制的一把钥匙。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一切成就，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绩，都是正确运用这十二条方法的结果。然而，要每时每刻都能正确运用这些方法是不容易的，即使毛泽东本人也没有完全做到。比如，后来他在运用数字方面就出现了失误，1958年发动大炼钢铁运动，紧紧盯住“1070”吨钢，提倡生产计划三本账，鼓励农业放高产卫星，极大地损害了经济的正常发展。在集体领导方面，后来他也走向了他所批评的个人专断。在一定程度上，毛泽东和党所犯的错误和所经历的挫折都与没有正确运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有关。由此可见这些方法在党的历史上的价值。

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一个优势就在于组织的系统性和严密性，延安整风以后，党建立了一个自上而下金字塔形一元化的组织体系。《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就是使这个组织体系保持生机与活力的运行机制。其中，绝大多数内容都具有超时空的意义，历久弥新，其中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所讲的最主要的方法是坚持民主集中制，一、二、三、四、十条，讲的都是这个问题。其中，集中讲得少，民主讲得多。在毛泽东看来，民主是一种方法，集中也是一种方法，把二者结合好就能达到这样一种目标：“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多次强调民主集中制方法的运用。2012年6月28日，他在全国创先争优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它是正确规范了党内政治生活、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反映、体现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利益与愿望，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制定和执行的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因此，这是我们党最大的制度优势。”2014年1月，他在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民主集中制、党内组织生活制度等党的组织制度都非常重要，必须严格执行。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都要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请示报告制度是党的政治纪律和集中制原则的内在要求。实际上，民主集中制最理想的效果是正确的集中，当断则断，是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的体现。

坚持民主集中制要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党委会是一个领导集体，这个集体必须团结、和谐。在毛泽东同志心目中，集体决策、分工负责是党委会的一个根本原则。“班长”和委员之间要能互相谅解。日常工作中，“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彼此尊重、密切协作、步调一致，既是党委会工作的要求，又是实现集体领导的必要途径。对于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2014年5月9日，他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中说，要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等重要关系，发扬党内民主、增进党内和谐。在实行集体领导的过程中，要强调个人分工负责。否则，集体领导就不能落到实处。2014年10月8日，他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党内组织和组织、组织和个人、同志和同志、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等重要关系都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来设定和处理，不能缺位错位、本末倒置。党内上下关系、人际关系、工作氛围都要突出团结和谐、纯洁健康、弘扬正气，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集体不是小圈子，个人既不能乾纲独断，也不能置身其外，《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处理好个人与领导集体的关系。

只有坚持并运用好《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到既有定力应对困难，又有勇气开新更始，从而加快中华民族复兴的步伐。（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